主管：成都市司法局
摘 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治理面临新的矛盾、任务和挑战,需要以全新的眼光来谋划,以科学性、系统性、有效性为目标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遵循历史的逻辑,使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百年顺利迈向执政百年,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活力不断增强,铸就千年伟业;二是遵循民本的逻辑,牢固树立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使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高度统一,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的透明度、公信力,打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三是遵循制度的逻辑,使制度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利器,在不断提升制度权威的过程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 社会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已经实现了从管制到管理、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刻转型。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治理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社会团结水平,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循此治理目标,社会治理要遵循历史、民本、制度的三大逻辑。社会治理要从纵向的历史视野出发,从历史变迁中充分汲取宝贵经验与启示,这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社会治理要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观点,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治理要树立制度的权威,提升制度执行力,这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动力。三大逻辑相辅相成、相互贯通、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其中,历史逻辑是基础,民本逻辑是原则,制度逻辑是根本,三者共同构成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提升中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遵循和基本逻辑。
一、历史逻辑:从建党百年到执政百年,铸就千年伟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立志中华民族千年伟业,实现从建党百年顺利跨越到执政百年的高度,着力在社会治理层面发力,强调打造公平正义的社会格局,实现共同富裕,使发展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惠及全体人民。
(一)第五个现代化的开创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治理现代化。2017年9月19日,习近平在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一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二)社会治理的历史方位
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治理现代化,是从中华民族历史兴衰治乱的规律中得出的宝贵鉴戒与启示。中国的社会治理智慧来自几千年历史变迁中的选择与继承,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实践,也是治理现代化的智慧源泉。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深处回望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探索的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要受到历史传统、历史方位和历史惯性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传统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启示与熏染,我们今天开辟的改革开放新道路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航向,就是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和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冀望与延续。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发展至今的文明,无论有什么样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无法否认中华文明的文化优势。尽管在文明存续的历史长河中,也经历了无数的屈辱与痛苦、悲伤与磨难,但是总有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不懈探索,从未放弃自己的历史,从未失去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骄傲与坚贞、坚韧与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始终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尽管我们经历了数次南北大分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变迁、民族融合、外敌入侵、疆土更移,但我们始终保持了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就是历史的情结与最深沉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发展、壮大的土壤与精神资源。中国共产党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治理智慧和艺术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只有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英勇无畏、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才能挽民族命运于既倒,扶国家前途之将倾,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世界。
(三)走出历史周期率
习近平在代表新当选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创的伟大事业是以千年为计数的,所谓百年只不过是刚刚开启了民族复兴的征程。在从建党百年走向执政百年到开创千年伟业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不忘建党初心、牢记执政使命,不负人民重托,铸就历史伟业。国家民族的历史兴衰周期并非有定数,但是古今中外几千年来也从未出现过长盛不衰、千秋万代的政权,这说明政权是有一定周期的。中国历代王朝执政时间最长的是唐朝,存续了289年,排在第二位的是明朝,存续了276年。其他王朝不一而足,有不足百年的,有三五十年的,有十年左右的。这说明中国帝制时代的最高周期不到三百年,能够享受三百年的和平安定,已经是中华帝国社会治理的最高极限。按照三百年这个大周期来看,农民起义和国家危机的大爆发一般都是发生在国家存续的210年之后,“黄巢起义爆发于唐朝建立后257年;明末农民起义的起点——‘王二起义’爆发于明朝建立后259年,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清朝建立之后232年,稍微提前了一点,这应该和鸦片战争有关,西方的入侵加重了底层人民的痛苦,让大革命提前来到”。这就是中国历史存在的兴衰周期,一直到近代社会,这个周期非常稳定。
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主导国家治理,与封建王朝和帝制时代的政权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共产党追求的长期可持续执政,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和哪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实现这样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实现重构民族的历史地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有可能改变近代以来中国衰败的历史进程和悲惨的历史命运。习近平强调从历史的高度来把握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大原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既是历史的结论,也是未来的昭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改革的任务越来越重,矛盾和风险越来越明显,改革的考验越来越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我们不能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提升执政能力、向现代化转型,推进社会治理不断走向现代化,就无法左右自身的命运,遑论国家民族的命运。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回望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辉煌历程和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中华民族历史周期率,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二、民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民本逻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和执政理念。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区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政党的分水岭。
(一)民本逻辑的历史观照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才能够最有效地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努力探索的核心问题。民本逻辑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实践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到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在历史上,宋朝赵匡胤的阶级立场其实是地主阶级的立场,这种认识和立场直接导致了对老百姓残酷无情的统治。因此,北宋立国158年就灭亡了,靖康之变使整个皇族被金兵掳掠到北方,受尽屈辱,中原百姓也遭受了灭顶之灾。而明朝的朱元璋与宋朝的社会治理思路完全相反。朱元璋出身社会最低层,对老百姓非常宽容,甚至允许老百姓扭送贪官污吏到京城,即使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如他对驸马欧阳伦的处置,真正做到了在律法面前一律平等。朱元璋开创的明朝存续了276年,保持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安定和平,国力之强盛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
(二)民本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本逻辑不仅继承了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少数英雄人物固然对历史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根本上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经常强调的人民史观,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人民的需要为根本依归,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期待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突出了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更是在国家层面体现了人民意志、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高度一致。归结起来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道就是执政之道、社会治理之道,这个助指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人心向背就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的支持和同意就是我们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和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中国社会,治理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作为这样一个超级巨轮的舵手和领航者,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因为只有抓住了人民的需要,满足了人民的呼声和关切,才是抓住了中国政治的关键和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开关。实现长期可持续执政,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要求执政党要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政治觉悟去处理中国近14亿(截至2018年年底)人的需求和愿望,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去践行执政党倡导的人民立场、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要以奋发有为的执政绩效来回答人民在发展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和疑问,使权为民所用落到实处,利为民所谋真真切切,情为民所系代代相传,对人民的真挚感情不掺杂一点水分和杂质。
(三)民本逻辑的内在价值准则
社会治理的成效要以人民的判断和评价为根本标准,这中间有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推进社会治理改革的基本原则,但是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样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要经历一个复杂的不断提升进而达到普遍化的过程。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安徽小岗村的探索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可谓石破天惊,最后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经历了诸多磨难和考验。要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分析研判,形成条理清晰、切实可行的政策思路框架,在坚持试点的基础上向一定范围内或者向全国推广,这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基本模式,这也是渐进式改革的精髓要义。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承包制,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沿江开放到全方位开放,莫不是如此。这种探索的模式首先避免了大的震荡,使改革能够有序推进,同时又不会贻误改革时机。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作为卓越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扎根于人民,最能够掌握和体察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愿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我们要更加深入细致地去解决群众面临的具体困难和问题,使群众的需要和诉求能够有畅通的渠道和桥梁,这个渠道和桥梁就是我们的民本逻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不会产生隔阂,不会形成把党和群众隔开的高墙。
三、制度逻辑:巩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社会治理现代化,最终要落实到建立一整套比较完善、有效的治理制度体系上来,使制度的权威能够深入人心,渗透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一)制度建构的重大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突出强调了制度建构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指出:“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邓小平作出的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的重要判断,在今天看来确实发人深省。制度固然重要,但建立一套维护制度的机制同样重要。制度总归是由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如果制度链条上人的因素不能根本解决,制度的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我国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党中央权威,有效动员了社会各阶层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二)制度建构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层面进行了两次大的顶层设计。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设计;二是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进行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体思路、方法路径、时间节点、重大举措、配套政策、执行力度都进行了总体谋划,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整体思路,亮出了治国理政的大盘子、总规划、路线图、时间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等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但只是全面深化改革大盘子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还要在此基础上谋划更长远的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是管总的,是统领和方向,是目标和路线,也是方法和实打实的战略规划。在社会层面,集中体现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全有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了制度的作用,“今天,我们党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7]。这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治理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不断强化,政治层面的执政合法性和社会层面的治理现代性得到了同步提升,实现了双向良性互动。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党在治理层面的顶层设计。当然,包括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都是在治理层面、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影响深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许多治理层面的短板,表面看似乎是某些治理细节和领域出现了问题,但根源上仍然是顶层设计的问题。顶层设计至关重要,是管总的,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抓手。顶层设计规定的是总原则,也包括具体的制度框架设计。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宪法修改的建议,包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创新成果,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设立监察委员会等。这是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一致,然后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实现国家意志、人民意志和党的意志的高度统一。党和国家体制改革既包括了执政党层面的,也包括了国家层面的、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改革,这和以往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有着根本的区别,特别是突出强调了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推进伟大事业前进的最根本的政治保证,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政治判断。
(三)强化制度权威
强化制度的权威,不仅要靠制度的强制力、公信力、执行力,关键还要靠制度文化的培养和提升。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文化比较成熟,制度的执行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反之就会造成制度的空转,好的制度也会在一个缺乏制度文化基础的社会里形同虚设。严管重罚是一种办法,但并非最好的选择。有时候仅仅靠严厉的重罚手段来维护制度的执行难以收到实效,反倒会增加制度实施的成本,惩罚的功能毕竟有限。惩罚是必要的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还要依靠教育的功能,培养全社会对于社会规则的尊重。制度的约束建立在制定和执行制度的人的约束基础之上,没有对人的约束,制度的约束也会成为一堆废纸。制度和人的理性选择,制度和权力,制度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乡规民约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激烈的博弈和调整。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即如何在社会层面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如何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要求。
作者：涂冰燕,中共南阳市委党校副教授，来源：<<学习论坛>>2019年11期。
